延安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沙海洋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瑞金建立起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人民政府。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站稳脚跟，扩大陕北苏区，巩固根据地，组织东征、西征，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民族矛盾问题，缓解陕北以南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敌对关系，取得重要成果。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为标志，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民党承认了中共红军和一些机构的合法地位。
中共于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守边区政府，边区保安处与边区教育厅、边区银川、边高等法院等做为陕甘守边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十三年时间的战斗工作生涯，为新中国公安事业奠基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瑞金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与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政府保安处之不同
从国内时局和战争环境讲
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职能是军事任务，工作方式具有军队和战争性质特征。陕甘宁边政府保安处工作处于全民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边保处工作具有军队战争性质，更多承担保卫党中央领导、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和边区社会管理治理职能，具有了更多的政府特征。
从机构人员构成看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军队干部，陕甘宁边政府保安处是以原国家政治保卫局为基础，充实了长征红军、陕北地方干部、各地来延进步人士、在延安各学校选拔出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组成。
从边保处机构设置变化演化看
早期有简单的秘书室、情报、侦察、特务科室，而后延伸出治安、预审、看守、警卫、骑巡等一直到成立了延安市公安局。
边保处工作的智慧特点与探索性
边保处工作有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基础，但没有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实际，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体现在对时局变化和社会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对党的战略政策准确把握，对党的各阶段中心任务的贯彻执行等方面，工作方式有了更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切合实际，避免了过去左倾思想影响和错误出现。边保工作没有多少经验可循，时代已变迁，在复杂形势下必须学习提高，创新工作，不然就无法适应战时需要。对边保工作来说，每项工作都是挑战，都要求探索，都需要学习和进步。
先谈谈边保处处长周兴。他是走完长征的老红军，在瑞金担任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执行部长，当时受肃反左倾路线影响也有过错误，到陕北又经历中央纠正陕北肃反错误，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工作历练，成为了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他担任边保处处长时间最长、长达十三年。成为党可信赖的坚定领导人。即便是文革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出席会议，在会场眼睛四处张望寻找，边说道：周兴在哪里？足见主席眼中的周兴和表达的含义。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到达陕北采访周兴（他们称中共特务头子），提问：中共如何惩治、捕杀、处理反革命分子等一系列问题。周兴回答：“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我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还不是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这显然与江西苏区的政策有了很大不同，温和了许多，少了些左的倾向，多了些团结教育的成份，与党的团结、壮大、发展的目标政策相一致。边保工作已吸取经验，从长征前政治保卫工作左的思潮中逐步解放出来，在政策把握，求实求变灵活性方面迈出了步伐，变得更加成熟与智慧，与时俱进。
俗称，公安是党的刀把子，公安是利剑，与当年边保处工作作用密不可分，是基因和作风的传承。当年，国民党蒋介石指示中统军统特务机关，不惜代价铲除延安中共首脑，可谓是费尽心机，下了血本，国民党派遣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特务达700多人，有的已潜入发展到中共军委机要部门，危险随时存在。边保处历破难案、重案，解除隐患危机，最大的一起算是吴南山、祁三益军统特务案，边保处长期侦察经营，集中抓获了国民党特务50余人。毛泽东特别夸赞办案人，边保处侦察科长布鲁是“红色福尔摩斯”，在延安边区产生很大影响。为磨利边保这把利剑，在当时边区经济困难条件下，毛泽东个人拿出500元钱，为边保处购买马匹，增加装备力量，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为边保处捐款，提升边保力量。
中央紧急安全危难，边保显神手，在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国民党汤恩伯部13军两个师和陕北地方军阀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乘红军主力部队西征，瓦窑堡留守兵力单薄之际，突袭瓦窑堡，敌人的骑兵冲到瓦窑堡北门前，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留在城里，情况十分紧急，担任警卫的西北保卫局特务队（边保处特务科前身）,在队长李玉堂带领下，迅速占领瓦窑堡制高点米粮山，顽强阻击敌人疯狂进攻，掩护毛主席和中央安全撤离，李玉堂身上多处中弹牺牲。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赴西安途经甘泉劳山时遭遇100余名土匪伏击，史称“劳山事件”。当时，西北政治保卫局（边保处前身）特务队护送周恩来一行，遇袭中特务队拼死掩护首长，战斗中11人壮烈牺牲，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领导安全脱险。事件后，边保处经心策划，秘密侦察，打掉了制造事件的两个土匪组织，抓获了土匪首领。边保处工作在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尖刀作用充分发挥，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肯定赞扬。
延安城多次遭国民党和日本飞机轰炸，迫使中央和其他机关转移到城外，唯有边保处留守延安城内，保护百姓安全，周恩来副主席看到边保处占着凤凰山下大片营房和区域，对边保处处长周兴风趣地说：“你们占的地盘不小呀！可以叫你“周半城”了。”此绰号名扬延安，周兴明白了绰号的责任。
边保处同志们的坚定信念与忠诚
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的赵苍壁，当年就是边保处的一名普通治安保卫员。1936年，中央驻地瓦窑堡被敌人攻陷后，他正在绥德、米脂一带巡视工作。传来瓦窑堡失陷消息，他心急如焚，一门心思要找到党中央，找到西北政治保卫局。路上遇到的同乡都劝他不要找啦，中央已被白军打垮了，剩下的几个人也说到苏联去了，还是回咱老家再闹火吧!这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陕北后生，不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会离开陕北，更不会散伙，便一路向西寻找。
一天清晨，他从露宿的山坡上醒来发现跟随他的马夫和马都不见了，蹲在山顶就剩下他孤身一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沿着崎岖的山路辗转了许多地方，终于在志丹县找到了西北政治保卫局和周兴局长。周兴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苍壁好样儿的，我们的队伍中就需要你这样的人。这个普通的陕北后生在此后的岁月里迅速成长，在公安保卫战线屡建奇功。30岁成为边区保安处副处长、解放后担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1977年出任公安部部长。他排除种种阻力，恢复"文革"劫后余生的公安机关，大刀阔斧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推动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这就是边保革命者的忠诚，这不仅需要坚定信念的支撑，也需要随时承受革命事业遭遇挫折，处于低潮的磨砺和考验，乃至付出牺牲个人宝贵生命的代价。
赵苍璧与夫人惠玉秀
1940年1月，盘踞宁夏甜水堡一带的国民党利用边区征粮、征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带领反动民团300余人偷袭环县县城，策动区、乡干部和自卫军叛变，全县有五个区，31个乡叛变，叛变的自卫军达到八九百人。事件中有47名干部被杀害，甚至有的被拴在马尾巴上拖死;有的被绑在树上，用刀子捅死，用火烧死。这次震惊边区的事变，自卫军乡长、支部书记中都有人叛变投敌，环县保安科牺牲了四名同志，无一人叛变。边保富县保安科，守候延安南大门，1947年春边区自卫战争中，科长刘汉山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腿部中弹被俘，受尽酷刑，后被敌人活埋，科员张志刚在战斗中被俘后也被敌人杀害，科员魏二宝，在战斗中牺牲，副科长宋振江在敌人清剿的困难环境下，深入敌后，坚持斗争，复杂环境炼就了边保同志的坚强意志。
边保处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更四处危险，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的边区自卫战争中，边区保安处派往关中分区的七名外勤情报人员，在西安被捕，其中杨峰、刘武、湖轩、刘平四名同志于1947年10月7日黎明在西安玉祥门外一个小树林里被敌人枪杀;赛坚、张炳南、任炳章于1948年4月21日深夜，在耀县药王山被敌人活埋。七人中唯一的女性，不足30岁的赛坚牺牲时，非常英勇，黑暗中，她吐出嘴里的布巾，大义凛然地跳进敌人事先准备的深坑，"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口号声划破夜空，传得很远很远。在赛坚等同志牺牲之日，正是延安再次回到边区人民怀抱之时，13个月后西安解放，他们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义无反顾，用鲜血和忠诚为新中国诞生奠基。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至1949年间，西北政治保卫局和边区保安处系统共有130多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被敌人逮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在边区自卫战争中，保安处副处长赵苍璧让妻子惠玉秀，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随保安处家属队转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战时侦查工作。战争环境下一个小脚妇女，带着四个孩子四处奔波何等艰难。一次三儿子从炕上掉下来，头上肿起一个大血包，高烧不退，附近又找不到医生，惠玉秀用一把钝剃头刀给孩子放血，才救了孩子。夜里睡觉，老鼠咬掉了一个孩子的半个耳朵，夜里孩子外出拉屎，恶狼正在不远处逡巡，险象环生。赵苍璧兄弟三人都离家参加了革命，两位老人在清涧老家里艰难度日。老父亲病恶交加亡故时，赵苍璧正在北平参加接管工作，妻子惠玉秀向丈夫隐瞒了这个消息，一年后赵苍壁听到这个噩耗时暗自啜泣落泪。
当年，听从组织安排，边保处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毛培春，打入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担任中校参谋，潜伏敌内工作九年，向边区报送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他高中文化，多才多艺，在当时属于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为掩护工作，他与一名小裁缝的女儿结婚，岳父和妻子只知道他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哪里知道他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１９４８年４月，延安光复，毛培春奉保安处指示，随南逃的敌军一并撤退，不幸在途中牺牲。据说，南京和延安同时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在西安举行的一次边保后代座谈会上，一位边保家属讲，他母亲是当年边保处秘书资料员，在中央撤离延安时，他母亲紧急情况下急于掩埋边保处档案资料，匆忙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当地群众照顾，丢失的孩子，最终也没能找回，这成为她的终生遗憾。
边保处对干部培养 学习成长的重视
据徐汀（老边保）回忆，那个时候住的全部都是窑洞，吃的粮食呢，最好的是小米干饭，刷牙平时就是清水漱牙，最好的是醮点咸盐漱牙。老边保曹志乾（曾任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回忆，当年穿衣生活顺口溜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不看补来不好看，又省布来又省钱”。在边区经济困难情况下，边保干部没有被困难压垮，一方面他们与边区军民一起开展生产自救，一方面积极乐观的对待工作生活。1940年春保安处干部在延安郊游时，尽管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仍还是采一把野花佩在胸前，展示革命战士的浪漫情怀。
韩城青年高步林，16岁离家来到边区，在边保处参加革命。1948年韩城解放，他回老家担任县保安科科长，按当时人猜想，十年革命归来应该是衣锦还乡，但是家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高步林妻子回忆，在韩城解放不几天的时候，高步林的妹妹从家里沟北村步行到韩城县去看他哥哥高步林，他妹妹一看，回到家里哭得很厉害，给他父亲讲，我哥哥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没想到看到他的炕上只有张光席，穿的衣服是老百姓的棉袄，棉花套子都大片大片的露在外头。在当年的革命队伍中，在公安保卫队伍里没有升官发财之道，没有创家立业之说，更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他们已由原来的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成长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摆脱了私有财产羁绊的、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战士。创造这种人生转变是延安这座大熔炉，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所大学校。在战争时期，边保处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培训。
1935年1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伊始，就在瓦窑堡举办了第一期保卫干部培训班，训练各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和优秀侦查员，此后，西北政治保卫局又在保安、延安相继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缓解了西北苏区和红军中保卫干部匮乏的状况。
七七事变后，大批沦陷区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边区保安处抓住机遇，从抗大、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选拔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38年至1939年在延安七里铺举办了两期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据吕璜（老边保）回忆，当时有许多领导同志讲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托派斗争；副部长潘汉年讲日本情报机构、讲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李克农讲中央特科如何锄奸；刘鼎讲如何伪装身份、如何化装跟踪……授课的还有李富春、徐特立、孔原、高自立、邓洁等，这些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学员们都成为保安处各项业务工作的骨干。
1941年9月，经边区政府批准保安处创办了陕甘宁边区警政学校，专门培养县保安科干部和边区警察。警政学校首任校长吴台亮带领教职员工和学员几乎白手起家，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打了30多孔窑洞，在山头上建起了一座学校，保安处的干部还战胜书籍、纸张匮乏的困难，利用一切时间攻读革命理论。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保安处处长周兴，每天晨光熹微便爬上凤凰山苦读马列著作，在延安十年，他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毛泽东有一次在抗大作报告，表扬了两个爱学习的人，一个是胡耀邦，另外一个就是周兴。
边区保安处存在的14年里，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0多期，培训干部1000多名，为保卫边区和建设新中国，培养并储备了一大批合格的公安保卫干部。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些干部陆续走向全国，成为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仅1945年至1946年，为配合开辟东北解放区，边区保安处就向东北输送了100多名优秀干部。1948年4月，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开始了又一轮向全国输送干部的高潮。这一年9月，中央社会部在河北省平山县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为接管平津做准备，保安处派赵苍璧等一批干部参加，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称赞，各地选来的学员均不弱，宁边区保安处选的干部资质为最佳。
边保处工作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1937年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发生两起大案。1937年10月，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了不愿再与他保持恋爱关系的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保安处破案后，抓获了凶手并担任公诉人，但如何处理黄克功成为全案的焦点。黄克功是长征干部，曾担任红军团长，历史光荣，战功赫赫，当时，就要不要判处黄克功死刑，最有争议的是，经过长征，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三万保存下来的干部，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极为珍贵，单就这个情杀案判决一名红军干部死刑，不能不权衡利弊得失，在当时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中，有一种意见，就是免于黄克功死刑，让黄克功到抗日前线去戴罪立功。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从严肃革命法纪出发，从建立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别于国民党的形象出发，坚持判处黄克功死刑。中央和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交由边区高等法院终审宣判，毛泽东为此专门给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说明判处黄克功极刑的理由。
1937年4月，延安开展清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许世友等部分军师级干部想不通，对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特别不理解，联络了红四方面军30余名干部，计划拖枪逃跑，到陕南去打游击。西北保卫局逮捕了为首的16人，按照苏维埃法律，拖枪逃跑为首分子要判处死刑。周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除六名首要分子外，其余人员放回红大继续学习，6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许世友等六人一年半到半年的有期徒刑，但不久也释放了。两起案件，黄克功可杀可赦，结果判处极刑，许世友等人按法应判死刑，却予以宽大处理，这两起案件的处理都赢得了人心。
边区公安保卫工作走向成熟的最大标志，是"保证人权"和"宽大政策"的提出及执行，都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并于1941年5月1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不愿改悔者外，不论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保证人权和宽大政策的提出实行，展示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宽阔胸怀，在人民公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对单纯镇压政策的一种修正，是对王明"左"倾路线下残酷镇压政策的一种否定。镇压政策到宽大政策调整是思想的大解放，宽大政策提出之后，在边区内外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成为瓦解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壮大革命阵营的锐利武器。
在党领导的整风运动中，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肃反错误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总结，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不了解敌人，主观制造敌人；政策上的恐怖主义，强调镇压，不重争取，不分主从，孤立自己；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形成肃反机关超职权的特殊部门，超组织的独立系统；在工作上的神秘特务作风，严刑拷打，指名逼供，无限度的盲目侦查，脱离群众。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边区保安处在侦查、情报、治安等各个工作领域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成为保卫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保卫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完成了保卫工作思想方法与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引导边区的锄奸保卫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调查研究是保卫工作的生命线，是反奸斗争的基石，没有调查研究，便不能进行反奸斗争，不经常、系统、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奸斗争亦不能做好。延安整风后期，由于党内对特务渗透的严重性，在认识上出现偏差，加上在党内掌握锄奸工作大权的康生的干扰，导致1943年延安审干反奸运动严重扩大化，开展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逼供信"和简单化的错误再次发生，毛主席及时纠正，连续作出重要批示，1943年7月1日，毛主席要求康生在防奸经验上刊登他亲笔起草的防奸工作的两条路，指出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运动中"少抓不杀"或"少抓少杀"。同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一份材料上，进一步明确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尽管延安审干反奸运动发生扩大化的错误，但由于一个不杀的政策，错误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处理刘志丹冤案时，毛泽东指出"杀人不能像割韭菜"，审干反奸运动进一步提出"一个不杀"，这当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始终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即在杀人问题上要慎之又慎，要慎杀，它标志着党的公安保卫工作，经过深刻嬗变而走向成熟。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摆脱"左"派幼稚病，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13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的成人礼，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也从弱小转向强大，并在不久之后取得了在全中国的胜利。作为革命这架机器的一部分，公安保卫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与革命事业同呼吸共患难，一同走向成熟。